在暴力和死亡夹缝中怀孕的麻将

　　什么是精神分析？

　　就是自由自在地体会、观照、反思身体-心灵的各种现象。

　　然后，你就有可能出现对身心各种现象的领悟。

　　这种领悟是略带悲哀的，也是非常放松的。

　　在此过程中人们通常会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专注地体会各种各样的身体-心灵的体验；（体会阶段）

　　第二，纯粹地观察这些体验，而不带任何“好-坏”“对-错”的判断；（观照阶段）

　　第三，带着儿童一般地好奇心态反思，“这一切为何出现？”，“这一切说明了什么？”。（反思阶段）

　　要经历这三个阶段，前提之一就是具有一种“自由自在的心态”。

　　你要愿意并且渴望自由自在地体验，

　　你要愿意并且渴望自由自在地观察，

　　你要愿意并且渴望自由自在地反思。

　　比如说出现了一个你和老妈（老爸）做爱的梦，你会感觉恶心、会告诉自己“这么龌龊的念头不要想了！”

　　这时候你就要能够允许自己注意到有这么一个梦，注意到恶心的身体反应，注意到伴随着身体反应的恐惧、厌烦等情绪，注意到自己对此梦境内容的道德判断和是非判断，然后你会考虑——何以我会做这么一个梦呢？这说明了什么？

　　在此反思过程中，更多思绪、更多情绪、更多身体感受、更多梦境片段、更多回忆和思考出现，如果你仍然坚持自由自在地体会-观察-反思这些体验，那么你对自己就有越来越多的理解。

　　随着你对自己越来越理解，你也可以越来越理解别人。

　　随着你越来越理解别人，你越来越能原谅别人；

　　随着你越来越能原谅别人，你越来越能原谅自己；

　　随着你越来越能够原谅自己和别人，你越来越能够接受自己和别人；

　　然后，你就可以活得比较轻松一些。

　　100多年来，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那么一群人，长期进行这种自由自在地体会-观察-反思的做法，他们就叫做精神分析者；

　　他们把他们的反思结果写下来，就形成了精神分析的理论。

　　有人认为，精神分析是中产阶层的心理保健方式，就像禅宗是古代士大夫的心理保健方式一样。

　　这未免把精神分析大众化了一点——精神分析理论完全可以大众化——但是精神分析实践是很难大众化。

　　当然，它也很难小众化。就像禅宗一样。

　　精神分析的实践要求分析者和来访者都具有四个条件——有金钱、有时间、有头脑、有痛苦。

　　我和别人说这个“四有新人”，都会被问很多时候，“有钱是指有多少钱？”

　　但是，实际上“钱”，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在这四有中。

　　最重要的因素是“有头脑”。

　　“有头脑”包括很多要件，如抽象思考能力，挫折耐受能力等等，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愿意并且渴望自由自在地体验-观察-反思。”

　　这，就是传说中的“自由意志”。

　　所以，精神分析的适用人群是——具有自由意志者。

　　并且要愿意选择精神分析这种方式做为心身探索的手段和心灵保健的方式。

　　当然，自由意志也有很多种说法。

　　有无产阶级为了人类自由和解放抛头颅、洒热血的自由意志，也有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自由意志。

　　精神分析的自由意志更接近于神经心理学家自由研究的科学无禁区式的自由意志。

　　精神分析理论在1920年代就传播到当时的中华民国了，但是直到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陆及港澳台地区，精神分析实践才开始“小荷初露尖尖角”。

　　精神分析实践在中华大地上发展如此慢慢腾腾、一波三折的原因很多。

　　其中一个的原因据说是，持续不断的战争和动乱。

　　比如说，南京沦陷之时，大概没有多少人会有闲情逸致去做精神分析的。

　　但是，根据精神分析的理论，南京沦陷之时，大概会有更多人需要做精神分析。

　　电影《南京！南京！》中，赫然出现了一组镜头——

　　一群中国人冒着硝烟，冒着炮火，点着油灯，咬紧牙齿、瞪大眼睛、全身贯注地——打麻将。

　　作为精神分析者，我们首先要体验自己看到这一组镜头之时的各种各样体验——错愕、吃惊、愤怒、奇怪、着急……

　　然后考虑，“这是为什么?”

　　《南京！南京！》当然你可以把它看做爱国主义教育影片，从政治意义上。

　　与此同时，你也可以把它看做描写人类如何面对死亡的影片，从心理学意义上。

　　面临死亡，人们会采取最原始的“战斗-逃跑”策略来对抗；

　　在战斗-逃跑两极之间，还会有形形色色的各种各样有文化特色和个人心理特色的防御机制出现。

　　比如说麻木和幻想。

　　如《南京南京》片中一位妓女，她认为日本人来了，一切都不会改变，她可以照样卖淫给日本男人就像卖给中国男人一样；

　　比如说《辛德勒的名单》中，就有犹太人不相信会有纳粹会进行大屠杀，其理由是“他们是不会杀伤自己的劳动力的”。

　　赌博，尤其是麻将这样的赌博方式，也是一组精妙而复杂的心理防御机制的组合。

　　打麻将可以转移注意力。

　　心理学之父威廉·詹姆斯说，注意力即世界。

　　的确如此，注意力就像人类精神系统的探照灯，只有它照到的地方，才是显现的，才是存在的。

　　如果你的注意力中只存在五万六条，那么就不会有日本人、中国人、国家命运、生命安危这些东西出现困扰你。

　　有一张南京屠杀的照片，一边是磨刀赫赫的日本士兵，一边是一个低头闭目，双气双掌合十念佛的女人。

　　临死抱佛脚和临死打麻将一样，都是把注意力从死亡转移到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存在中。

　　在聚精会神于麻将的厮杀中忘却窗外的枪炮隆隆，这和在声声念佛中聚焦于西方净土中忘却老之将至死之将临是同样的心理防御。

　　这当然和“隔江犹唱后庭花”，“在吃喝中等待余震”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赌博，作为一种战胜、调控、接受、转化死亡焦虑的方式，当然不仅仅存在于中国人的无意识领域。

　　如精神分析师ArleneKramerRichards和ArnoldDavidRichards就专门撰文《赌博、死亡、暴力：好莱坞眼中之拉斯维加斯》，来说明在美国赌片中隐喻的赌博和死亡。（Richards,&Richards，1997)

　　好莱坞的赌片，如《一代情枭毕斯（Bugsy）》，《赌城风云（Casino）》，《远离拉斯维加斯（LeavingLasVegas）》等，都力图展现“赌场英雄”的故事，和香港赌片一摸一样的是。

　　赌场英雄，无论是赌神赌圣赌侠，区别于一般赌徒赌棍赌鬼的特点，就是逢赌必赢！

　　即便偶尔失手，最后的胜利也是属于伟大的赌场英雄们的！

　　永远胜利的赌博者如果不是出老千，那么就是一个具有特殊能力的人，一个战胜了概率的人。

　　从概率来说，赌博最终都是输多胜少，这是为什么赌场能够经营下去的原因，但是人类总怀着幻想，寄希望于自己能够战胜概率（也就是命运）。

　　死亡是最能体现概率的事件了，每个人是100%必死的。

　　如果一个人能够战胜从概率上来说必然有输有赢，输多赢少的赌博，似乎自然他也拥有了战胜必死命运的能力和法宝。

　　而这正是东西方赌片的“潜逻辑”，所有的“赌博英雄”都是能够出生入死而又必然不死的。

　　死亡在赌片中必然不是一个命定的自然过程，而是为了赌博场域中“正方”所把持的伦理原则、道德规则而服务的。

　　死亡是生命游戏的一个筹码、是“坏人”们必然接受的惩罚，而好人们总是能够赢得生命，就像他们必然赢得几千万现金一样。

　　赌片中，赌场英雄们必然会赢得三样东西：

　　第一，金钱；

　　第二，美女；

　　第三，生命。

　　而这三样东西的获得顺序，恰恰是一个“俗人”战胜死亡焦虑的三部曲。

　　一开始，一个人最害怕的是死亡，那么如何战胜死亡呢？

　　就是找个女人、生下孩子。

　　可是女人不是随随便便就肯为你生孩子的，你必须要有——钱，很多很多钱。

　　这听起来非常粗俗，可是这就是大多数“俗人”战胜死亡焦虑的方法——

　　拼“命”赚钱吧，钱多了就买到女人了，有了女人就可以生个娃，有了娃就不怕死了。

　　这是为什么赌片中英雄们所爱的女人，往往都是妓女的原因。

　　女人象征着生命的源头，他们拥有生命的力量——子宫。

　　而进入这个生命之源的钥匙，就是性交。

　　妓女的特点，就在于她们的性交是可以用钱来买到的。

　　也就是说，性爱的不确定性在妓女这里消失了，性爱变成一种可以计量、可以控制、可以交换的东西。

　　赌场英雄们战胜了赌博的不确定性，战胜性爱的不确定性，也战胜了生命的不确定性。

　　《南京！南京！》中，有一个人是不参与赌博的，他是拉贝的翻译官。

　　这个翻译官的太太和妹妹，以及亲戚朋友们忙着赌博的时候，他忙前忙后地教授大家日语。

　　他面对死亡威胁的方式既不是像战士们那样战斗，也不是一拍屁股逃跑，也不是麻木幻想着一切太平，也不是转移注意到赌博麻将中，而是积极地动脑筋想办法。

　　为了活命，他可以牺牲尊严，他可以出卖同胞，他可以做汉奸。可是直到最后，帮助他最终战胜死亡恐惧的，不是他的语言技能，也不是德国神父或日本军官的庇护。

　　而是一个胎儿，他老婆肚子里面的胎儿。

　　他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个“父亲”，他太太怀孕了，他不怕死了。他甚至把活的机会让给了别人，他战胜了求生意志。

　　死亡本身会激发起人们的求生意志，这体现为性本能的亢奋，这是为什么人们的在临死之时会出现性高潮的原因。

　　如电影《感官世界》所展示，临近死亡之时，人们出现了强烈的性高潮。

　　其实这也是一种赌博——如果在临死前我可以让我的“种”留下去，大概也就死了无憾了。

　　如果你没有找到战胜死亡的最彻底方法的话，那么一般来说你会选择使用最日常的方法——生个孩子。

　　在孕育孩子过程中，男人和女人分别认同“父亲”或“母亲”这个角色，并且在此角色中把胎儿与自己视为一体，从而父亲母亲能够为了孩子牺牲自己的生命。

　　死亡焦虑当然并不仅仅是中国人和美国人在面对，《南京！南京！》中也展现了日本人面对死亡的方式，那就是通过宗教仪式。

　　军人之所以能够面对死亡，往往就在于在军队仪式中，一个人的个体性和反思性消失了，一个人的个体意识、个体人格消融到军队的集体人格中。

　　这种个性消融的过程和父母-胎儿界限消融过程是一致的。而宗教信仰，是保证这种消融过程的重要手段。

　　所以诸位读者，你可以看到，中国战士、中国翻译官、翻译官的老婆和妹妹、南京的妓女、日本军人、美国赌徒还有一对日本的施虐-受虐狂情侣，从文化层面上来考察，他们各有各价值观和伦理观。

　　在死亡面前，他们会把“不死”的自体客体表象，投射到“战士”、“胎儿”、“赌神”、“战神”、“佛菩萨”、“性交”、“爱情”等等意象中，从而克服死亡恐惧。

　　但是按照我们今天栖息的这个社会的主流伦理，还是应该对他们进行如下的善恶判断，好坏判断、是非判断——

　　残忍的日本鬼子是应该被枪毙的；

　　英勇的中国战士是应该被歌颂的；

　　贪生怕死的翻译官是应该被谴责的；

　　麻木的打麻将的女人们是应该被唤醒的；

　　堕落的美国赌徒或香港赌徒是应该被劳动教养的。

　　同时如果我们穿越过伦理道德的虫声萤光，就会看到在这些人类身上出现的各种行为，

　　和澳洲大陆一只鸵鸟的埋头颤抖，一群袋鼠的流窜跳跃；

　　和非洲草原一只狮子的哈欠和怒吼，一群羚羊的奔逃和低语；

　　都属于那两千万岁的无意识交响曲的一个音符，一段旋律。

　　精神分析的出现，必然是有一双耳朵，能够纯然地聆听这些或者可以称之为进化心理学和神经生物学的噪音。

　　它们会让你回忆起那个，麻将在暴力和死亡夹缝中怀孕的夜晚，以及在摄像头中扑向你的白衣女人，当然还有那坨贴纸太阳的呕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