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伦·霍妮的精神分析价值何在？

　　论者认为霍妮的《我们内心的冲突》（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第二版。以下凡注明者外，均引自本书）在“现代人格心理学的发展史以及精神分析的理论与实践”方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参见该书“中译者序”），并非誉美之辞。

　　霍妮的人格理论和精神分析理论事实上完成了一个重要转向，这个转向令精神分析学者、心理分析师、神经症临床医生，以及患者自己，都在希望沦丧的巨大空洞中发现了希望，在长期笼罩的悲观宿命阴影下，发现了新的令人鼓舞的可能性。尽管霍妮认为她与弗氏之间的差别“并不是乐观与悲观的差别，而是二者之间不同的出发点所必然得出的不同结果。”霍妮将道德价值重新引入精神分析，用来解决对内心冲突的研究，重建了认识自我进而解决自我精神问题也即内心冲突问题的信心。她的分析着作以一种哲学方式给我们这些因为内心冲突而备受煎熬的神经症患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福音；而我们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神经症倾向——正常人与神经症病人的区别仅仅是程度上的不同——且因为各自有异的文化背景，令我们的神经症有了多样化的不同面目。

　　卡伦·霍妮（1885－1952），出生于德国。就读柏林期间，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此后长期研究精神病学。1932年来到美国，在纽约精神分析研究院任教。她发起了“精神分析促进会和全美精神分析研究院”的成立。一生着述颇丰。移居美国的经历是霍妮理论转向的一个重要“拐点”。

　　霍妮对人格和人格精神的研究，涉及到个体行为的本质。

　　这个问题历史上已经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学说系统。其中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不仅是这方面的首创，而且其研究方法更影响了几代分析大家。弗氏认为人格构成于“本我、自我、超我”三部分。其中的“自我”是“本我”的对立面，由环境影响发展而来。童年的经历令人逐步学会了不同的行为方式。“自我”代表了某种理智，以对应于“本我”代表的尚未驯服的激情。“自我”遮蔽了“本我”的活动快乐原则，代之以现实原则。“超我”则是道德化了的“自我”，等等。在弗氏那里，人格的动力学就在于这三部分的相互作用。一个“正常人”须依赖三种力量的平衡。而所谓的精神疾病，其实就是三种力量的失衡。尽管弗氏也提出了个性化的解决方案，但是弗氏诉诸于生物决定论的分析理论，最后的结论，却是“欲望的达成”，是“压抑”与“被压抑”的两种力量之争。现在可以看到，这个结论有它与生俱来的缺陷。

　　弗洛伊德之后，精神分析运动开始遭遇种种挑战，荣格、阿勒德、罗杰斯、阿尔波特等人也先后提出过不同的人格理论和分析理论。但是从来没有人像霍妮这样，不仅揭示、批判了弗洛伊德思想“生物决定论”的悲观倾向，并且确立了与之具有背反性质的“文化决定论”，从而开拓出了精神分析的崭新领域。霍妮写道：

　　“……我更清楚地认识到，社会因素的意义远不只局限于女性心理研究。我于1932年来到美国后，这种感受便得到了证实。我那时看到，这儿的人们在气质和神经症诸方面都不同于我在欧洲国家中所观察到的，而只有文明的差异才能解释这些区别。……这儿强调的一个论点是，神经症是由文化因素引起的。这就确切说明了，神经症产生于人际关系的紊乱失调。”

　　显而易见，霍妮的理论不仅奠基于她的学养，同时也与她的个人经验密切相关。她在另一部题为《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中说道：弗洛伊德对文化冲突问题“仅仅做了有限的思考。他的生物学倾向同时就决定了他缺乏社会学倾向，因此他往往把社会现象归结为心理因素，而又把这些心理因素归结为生物性因素［里比多理论］。这种倾向已经使许多精神分析作家相信：战争是由死亡本能的作用所导致；我们现有的经济制度来源于肛门欲驱力；机器时代之所以不能在两千年前出现，其原因要在那时的自恋倾向中去寻找”。比较中，我们发现，尽管还没有终极的解决之道，但霍妮的文化因素分析，精神分析和临床治疗方案，可能是一个相对有效，因而也最具解释力量的理论和实践方向。

　　霍妮的基本思想是：对人格发展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环境，如果不能了解某类特定文化对个人发生的种种影响，也就不能理解个人的人格结构及其内心冲突的本质。关于神经症，霍妮提出了“情境神经症”与“性格神经症”的概念。“性格神经症”乃是由人格障碍所导致。但所有的神经症共同的基本因素是“焦虑”，以及为对抗焦虑而建立起来的“防御机制”。

　　内心冲突有多么重要？“冲突开始于我们与他人的关系，而最终影响到我们整个的人格，……人际关系有巨大的决定性，注定会规定我们的品质、为自己所设定的目标以及我们崇高的价值。”霍妮对人格内心冲突的分析，以其对神经症内驱力及其冲突作用的探寻最有意味。这也是霍妮最具临床指导意义因而也是最重要的学说价值所在。

　　霍妮经由观察的深入，发现患者对内心存在的矛盾冲突竟然一无所知，“神经症冲突是无意识的”，她说。当她试图指出这一点时，患者开始回避并惊惶不安。“这种反应使我明白自己是在玩弄炸药。患者想避而不谈他的冲突，那是自有其道理的：他们怕自己的力量把自己撕成碎片。”其实，回避，也是“解决冲突”之道。但那不过是试图否认冲突的存在“并制造一种和谐的假象”。

　　由此，霍妮发现了患者用以解决冲突先后出现的四种主要类型或尝试。

　　患者最初的试图是掩盖一部分冲突，让对立的一面占上风。

　　当这个意图不能实现时，患者开始第二个试图：回避他人。“孤独也代表一种解决矛盾的试图，因为在自我与他人之间维持一种感情上的距离便好像使冲突不能发生作用”。

　　第三个试图是自我回避。“他的整个实际的自我对他反而显得不真实，于是他心中创造出一个理想的自我形象来取代真实形象；在这人为的自我中，冲突的各部分改头换面，不再像是冲突，倒像是一个丰富的人格的不同的方面。……在所有这些解决冲突的试图中，这种理想化意象也许是最重要的，因为它对整个人格有深远的影响。但是反过来它又制造出一条新的内心裂隙，因此又需要再一次的缝合弥补。”

　　第四种试图，霍妮写道：“主要是为了消除这种裂隙，同时也偷偷抹去其他的冲突。这就是我称为‘外化作用’的那种手段，患者认为内心活动是自我之外的事件。如果理想化意象意味着与实际的自我有几步之差，外化作用则使事实面貌面目全非。外化作用再次产生了新的冲突，或者大大加剧了原有的冲突，尤其是自我与外界之间的冲突。”

　　以上趋势就是霍妮观察到的神经症患者试图解决内心冲突的四种尝试。“这四种尝试绝非患者仅有的倾向，他另外还有办法，只是不具有这几种的普遍意义。比如，患者武断地自认正确，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的主要功能是压制内心的疑虑；僵硬死板的自我控制，其功能是企图凭借意志力量把已经分裂的内心世界强凑在一块儿；犬儒主义的表现，通过对一切价值观的蔑视，自然取消了与理想有关的冲突。”

　　在这幅真实而又令人战栗的性格结构图中，我们窥见了我们自己的心灵纵深。而这一切，即源于我们自身的弱点（如弗洛伊德所分析的那样），更源于不同的文化背景。霍妮由此演化出自己的神经症理论。在随后的解决之道中，霍妮提出了建设性意见。这些意见构成了霍妮书中给我们每一个关注自身命运、程度不等的神经症患者的忠告。它让阅读者懂得如何面对我们寂静而又喧腾的内心冲突，如何找出冲突的现象（而不是原因）并分析它，从而“改变人格中促成冲突的诸种状态，……减轻一个人的无助、恐惧、敌视等感觉，减少与他人、与自身的疏离程度。”

　　霍妮源于弗洛伊德以及对弗洛伊德的批判的精神分析学说,使她成为“新精神分析学派”的领军人物。但她从未刻意抹煞弗洛伊德开创性与方法论意义上的重要贡献。譬如，当她讨论到对神经症患者的治疗方案时，就对弗氏的治疗方法给予了动人的肯定。

　　霍妮的临床指导，给医师留下了科学的解决方案，也留下了充分的个人想象的空间，由此“去发挥他的直觉和敏感以发现患者的内心状况”。但霍妮最珍贵的意见其实仍然是源于弗洛伊德的：“至于说到应该依什么顺序来分析病症，弗洛伊德的劝告也许永远有着最高的意义。他把医学治疗原则运用于分析时，强调处理患者的问题时有两点很重要：医生的解释应该是有益的；还有，这种解释不应该是有害的。”霍妮理解弗氏的意见就是：“分析医生必须想到的两个问题是：患者在这个时候知道了真相，承受得了吗？还有，这种解释对患者有无意义，会不会促使他进行建设性思索？”

　　霍妮就这样用自己的方式回报了弗洛伊德。

　　在这一个题目下，可以考虑中国的本土问题。

　　笔者曾经深入几家精神分析诊所，了解到本土精神分析师的诊断模式。通常说来，对那种“不愿意配合”的患者，本土精神分析师往往持一种拒绝治疗的姿态。他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患者不配合，我们没办法。”这类姿态在希波克拉底誓言前显得格外猥琐，在弗洛伊德的劝告前则暴露了职业精神的缺席，在霍妮前则证明了对精神分析方法的一无所知。不配合的患者，其实正是一种神经症人格病例。患者要解决的正是这种“回避他人”（其实也在回避着自我）的临床症状。但是，据我所知，“患者不配合”乃是目前中国许多心理诊所视为畏途的“绝症”。从积极的方面考虑，霍妮有望并应该首先成为本土精神分析师的精神分析导师。

　　如前所述，内心的冲突所导致的人格障碍、神经症人格，很大程度上与我们的文化相关。“这类冲突的种类、范围、强度主要决定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文明。如果文明保持稳定，坚守传统，可能出现的选择种类则是有限的，个体可能发生的冲突也不会太多。……但是，文明如果正处于迅速变化的过渡阶段，此阶段中相互根本矛盾的价值观念和极为不同的生活方式同时并存，那么，个人必须作出的选择就多种多样而难以决定了。”这恐怕就是今天遍布全国的精神诊所赖以产生的最深刻的文化背景了。

　　按照霍妮的意见：同种文化共同体间大约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这是由存在于我们时代和我们文化中的种种困境造就的。譬如，犬儒主义，作为神经症人格的一种类型和解决方法，在霍妮那里还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但是在本土，有多少蔑视种种价值的犬儒主义者在大声地做着自我宣告？——经由霍妮，我们开始知道：庄周以降的犬儒主义者们，原来不过是一种非健康状态的神经症人格！而这类人格症状岂是生物性所能决定了的！

　　就像霍妮来到美国后发现，美国人在气质和神经症诸方面都不同于她在欧洲国家中所观察到的，我们也不难发现，中国人在气质和神经症诸方面也不同于欧洲与北美。而这些，“只有文明的差异才能解释这些区别”。当着霍妮开始进入中国之际，本土文化因素与内心冲突问题也便进入了我们的视野,本土问题开始一个个浮上水面。如何将文化困境导致的内心冲突告诉中国的神经症患者，成为一个等待中的故事。而霍妮把希望以及钥匙留给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