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笔记一二

　　我坐硬座从北京来，车上遇见一个8岁的小女孩，她给我一个千纸鹤，并写一张小纸条，说：“我把这张纸作为礼物送给你”。我也给她写了一张纸条，说：“你不懂法语，我不懂中文，我们两个不能交流。也许十年之后，你学了法语，我学了中文，我们又在这一列火车上见面了，那时我们就能够交流了。”小女孩的爷爷或者外公很高兴。旁人说我是她的第二个爷爷，我说不对，我是她的第三个爷爷，因为她有爸爸的爸爸和妈妈的爸爸。

　　也许这个小女孩会因为这张小小的纸条而在十年之后成了一个法语教师，而我也可能因为这张小纸条而学习中文。

　　你们说我是师爷，说起来我也是你们的第三个师爷。弗洛伊德是第一个师爷，拉康是第二个师爷，我既是他们的孩子，也是你们师傅的师傅。所以是第三个师爷。

　　说到拉康，就要说到Miller。他是拉康的女婿，是拉康家业的法定继承人，但是他编的拉康文集问题很多，加入了许多他自己的话。我们有拉康的录音和录像，我们自己听拉康，也有人根据录音和录像编辑拉康文章，这样就有不同的版本。（听众：佛教文献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当然你们可以说如同佛教文献，要听过了几代，人才能心平气和地决定哪个是好的。当时穆罕默德去世后他的亲属和他的同修们之间也出现了类似的分歧。从拉康的录音中可以有不同的断句的方法，于是形成不同的理解。（听众：类似于禅宗以不同的断句方法表达自己感悟的方式）。

　　我喜欢成都，小的街道很舒适。

　　北京有一个田女士，办了一个孤独症儿童的中心。我在她那里工作了四天，每天8小时。许多人从内蒙、台湾、香港等地来找我，我听他们诉说。他们不是都有钱。其中有一个内蒙来的母亲，说她从来没有对任何一个人这样说过话，我很感动，认为这非常有意义。我在法国也做这样的工作。不过在法国，医生们主动去寻找孤独症孩子，所以各个社会阶层的人的孩子都有。我还不知道孤独症孩子多见于高知家庭，这也是中国的情况，高知的父母更容易发现自己的孩子患了孤独症。

　　拉康讲中国，说他的着作不能翻译成中文。拉康有文章，其中直接地写了中文。在他正式地强调语言的作用之后，拉康写了文章谈印度佛教，也是强调语言作用。拉康说，在日语和英语中是不能做分析的，在天主教中也不能做分析。不过拉康经常说相反的话，所以阅读时要注意这一点。

　　拉康受了禅宗的影响：徒弟提问，师傅答非所问。

　　在弗洛伊德时代，医学将人当成物体，是弗洛伊德将话语赋予主体。到了拉康那里，有：主体=证词=话语的证词。

　　1938年弗洛伊德还在世，拉康是唯一意识到了主体的证词的问题的人，指出弗洛伊德是自觉地创造了这一革命。

　　可以是Apres coup：不论是经验还是语言，总是要在发生之后才被感觉到。

　　15年之后，拉康才准确地表达了这一思想。

　　这一思想的核心说的是：在弗洛伊德早期病人中有一个女病人，她叫到“不要碰我”，弗洛伊德从此转向倾听，于是有了谈话疗法。这在当时是很特别的，因为医生们不愿意听癔症病人的唠叨。

　　在当时的维也纳和瑞士，有一个语言研究的运动。不过弗洛伊德并没有与语言学家接触。拉康与Jackobson有私交，而后者年龄稍小于弗洛伊德。

　　分析针对创伤。（听众：分析也导致创伤？）我现在意识到了创伤，但又怀疑创伤是否真实，这种经验本身当然也是创伤。而分析学家让患者去怀疑这一切。

　　（听众：什么是证词）（a）是证人，在法国法庭上证人被要求发誓说真话，所以是真话。（b）证词，一是一个人听到、看到了某个事件，这是历史性的；二是听别人说，记录下来，是间接的。（c）精神分析学家要求患者说出那些到达他意识平面的东西。法官——要求讲真话，分析——要求讲愿意讲的话。

　　拉康说过，主体不可能完全讲出所有的东西。于是创造了一个生词——mi-dire，指只能讲出一半。这一词引出两个联想，一是maudire——送人入地狱，一是medire——背后骂人。对于mi-dire一词及“半说”出的东西，总是可以有一千种理解。

　　mi-dire是导致听众无意识的骚动，因为是生造的词。所以应该在中文中创出一词——生造的，引起无意识的骚动。

　　梦是通向无意识的“王道”（la rue royale）

　　语误——在正常的说话中出现了一小段内容，主体马上说：这不是我说的，我不是这个意思——这就是mi-dire，对于分析学家而言意味着这段话是我不愿说的。所有的人在所有的时候都有语误。比如外交家在外交场合中正式致词介绍另外一个人，说他如何如何的好，突然说了一句此人的坏话，事后从而发现自己对此人的真实情感。

　　所以语误也是通向无意识的王道。

　　Parler——讲

　　Dire——说

　　On parle mais dit rien.

　　拉康：当一个患者说出一个语误时就应该停下来，使冲动节奏化、格律化，因为在此之前他什么也没有说。如果不停下来就可能忘记掉这一理解。

　　只有语误、梦才使parler成为dire。

　　拉康的分析不是五分钟，而是弹性时间，以反对IPA的固定不变的模式。

　　我去见了拉康三次。第一次使我懂了为什么我去见拉康。

　　我先打电话与拉康预约。拉康说：“Jeudi 2:30pm”，其中的Jeudi也可以理解为Je dis。我准时按响了门铃，秘书出来让我进去，大厅中有许多人。大约十秒钟，拉康出来，引我进了分析室。拉康对我说：“谢谢你准时到来，再见。”前后只有几秒钟。回家回想这句话，使我明白了我的问题所在。于是以后虽然仍然准时，但是允许自己不那么准时。

　　因为在此之前的十五天，我在海边渡假，9点钟与一同事有个约会。我知道途中将有大的暴风雨，但是我还是带着家人冒着生命危险赶回巴黎，只晚了10分钟。我的那个同事已经到了，见我不在，正准备离开。

　　我是因为别的问题与拉康预约的，但是拉康的第一次分析使我再也不会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准时了。

　　（听众：不准时也是症状）是的，那也是症状，不过不是我的症状。

　　（听众：你讨厌IPA的刻板，也许你在IPA中看到了自己？）IPA认为分析学家是镜子，但是对于拉康而言，如果分析学家和患者都是镜子的话，则到处都是虚象。所以拉康认为分析学家不是镜子。

　　IPA提供了一个标准，比如象秦伟这种情况就不能成为精神分析学家，而是在拉康那里有两个人比秦伟还严重，同样成为了好的精神分析学家。

　　拉康反问：什么是标准？谁来决定标准？不管是精神分析、还是有创造性的个人行为，都是远离标准的。进而要问：什么是现实性？

　　拉康的弹性时间有长有短，长的时候患者诊断分析学家喜欢他，短的时候认为分析学家不喜欢他。这都唤起了情感，从而达到治疗目的。

　　我自己的安排是每一人每次１小时，但是不会做到１小时。每次到底多长，我从来不看手表，完全凭感觉。当然要使病人之间在时间上不冲突。

　　精神分析本身就是一个扰乱——个人的，或者文化的，但不是殖民，因为说——听是全世界的。所以应该容忍扰乱。

　　精神病学才判断正常与不正常，精神分析超越了正常与不正常，只是指出症状，这个所谓的症状可能是痛苦的、快乐的、无感觉的。

　　精神分析学家有症状，被分析者也有症状。拉康说患者的问题在于他不懂如何利用他的症状来生活，而精神分析学家知道。

　　IPA谈论移情反移情，拉康不谈反移情，只谈移情，谈双方的移情。与移情的相对是抵抗。IPA谈双方的抵抗，拉康也这样谈的。